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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元昭革命烈士:花垣县早期中国的革命活动及其农动

作者:小编    发布时间:2026-04-22 02:34:53    浏览: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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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元昭革命烈士:花垣县(永绥县)早期中国的革命活动及其农动的兴起

  在湘西武陵山脉腹地,花垣河蜿蜒流淌,滋养着这片古老的土地。旧称永绥的这片苗疆,山高林密,民风淳朴,苗族同胞世代生息于此。然而,在旧社会的重压下,广大苗汉农民饱受地主豪绅的盘剥,加之“屯租”制度的桎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二十世纪20年代,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马克思主义的火炬照亮了无数追求光明的道路。在这片偏远的土地上,一批先进分子开始觉醒,他们传播革命思想,组织工农运动,点燃了武装斗争的星星之火。吴元昭,这位从广州农动讲习所走出来的苗族青年,就是这片土地上最早的播火者之一。他以短暂而壮烈的一生,书写了花垣县革命史上光辉而悲壮的第一页。

  1926年,北伐战争揭开序幕,湖南成为大革命风暴的中心。国共合作的形势下,革命力量向湘西延伸。这一年8月,湖南省委委员、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湘西党务特派员王基永,肩负着开辟湘西革命工作的使命,指派国立常德第二师范学校学生、永绥籍员陈庆梅返回故里,开展党务工作。

  陈庆梅,这位年轻的永绥子弟,当时正在长沙湘西同乡会酉西馆工作。受命之后,他带着革命的火种回到了生养他的土地。陈庆梅深知,单凭一己之力难以打开局面。回到永绥后,他首先找到了从长沙回来的同学胡扫尘商议。两人经过周密考虑,决定联络当地有一定势力和社会影响力的开明人士。

  他们先后找到了县挨团总局主任宋濂泉、县教育局局长罗亨衢(又名云庆)、永绥县女子小学校长吴季尊、教员傅梦九等人。经过一番动员,这些人同意参与筹建永绥县党部。于是,“永绥县党部筹备处”成立,胡扫尘、宋濂泉、罗亨衢、吴季尊、傅梦九被聘为筹委会成员。

  1927年2月(农历正月),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中国永绥县党部常务委员会正式成立。县党部下设宣传、组织、文书、财务四部(一说工农部、青年部、妇女部、组织部、宣传部、财务部等七部)。胡扫尘、宋濂泉、罗亨衢、吴季尊、傅梦九担任常务委员会委员,胡扫尘任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宣传部部长,罗亨衢任组织部部长,傅梦九任宣传部部长,吴季尊任财务部部长兼妇女部部长,宋濂泉任文书部部长。卓子廉、戴坤载任党务干事,黄汉甫任财务干事。县城内三所小学设立了三个区分部,党务工作由此展开。

  然而,陈庆梅的工作进展并不顺利。同年11月,他因“永绥党务不甚发达”被调回湘西党务专员办公厅。虽然陈庆梅在永绥的时间不长,但他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永绥传播的先河,为后来的革命活动奠定了基础。

  1927年3月,湖南省党部另派具有员和员双重身份的宁乡籍青年学生俞德高接任“永绥县党务特派员”。俞德高是一名坚定的党员,他的到来,将永绥的革命活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俞德高到任后,积极依靠永绥的进步人士,坚决贯彻孙中山先生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他发动各界进步人士和工农民众,开展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首先,俞德高领导组建了中国永绥县党部,派定胡扫尘为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农工部、青年部部长,罗亨衢为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傅梦九为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吴季尊为常委兼财务部、妇女部部长,宋濂泉为常委兼文书部部长。这一组织架构,实际上为开展工农运动搭建了合法的平台。

  其次,俞德高积极领导和组建各种社会团体,发动群众参加革命。他先后帮助宋祚亨(又名宋次元)、卓子廉组建县农民协会,由宋、卓二人分别担任正副会长;建立县工会,由白方林、钱秀峰分别担任正副会长;组建县商会,由董季庸、戴坤载分别担任正副会长;组建县妇女协会,由吕宗霞、王席安分别担任正副主任;组建县教职员联合会,由杨光越担任主席。

  在俞德高的领导下,永绥县选派了省民代会教育界代表吴季尊、傅梦九,商界代表戴坤载、黄宜裳,工界代表罗胜国出席省代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俞德高领导了收回位于县城正街的福音堂、西长街的福音堂和天主堂的行动。这些外国教会机构长期在永绥活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中国的法权。收回行动成功后,一区分部、二区分部和县农会分别移驻上述三堂办公。

  俞德高还领导和组织了民众活动。1927年春,他指派胡扫尘带领工人、农民、教员、学生和商人举行庆祝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的。队伍高举“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等旗帜,高呼口号,声势浩大。“马日事变”后,俞德高、胡扫尘等人又组织反蒋,带头高喊“打倒新军阀蒋介石!”等口号,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

  在俞德高的支持下,县农会在农村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动。1927年春,阿碧、接溪、猫儿、渔塘、洞里等寨组织起了农民协会,以下五乡的农动最为活跃。

  与此同时,花垣县的一些苗族先进分子也开始自觉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猫儿乡青年学生隆子雍在长沙雅礼中学读书期间,自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外围组织的积极分子,并担任学校学生会主席。“马日事变”后,他受到湖南省当局的通缉,逃回湘西,后来成为苗民革屯抗日起义的领导者之一。

  这些先进分子的觉醒,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苗族地区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后来的农动培养了骨干力量。

  1926年12月,湘区执委主持召开湖南工农代表大会,通过了《湘西问题》和《解放苗瑶》两个决议案。这两个决议案,体现了中国对苗族人民的关怀,极大地鼓舞了苗族人民起来革命。

  《解放苗瑶决议案》明确提出了解决苗族问题的纲领和政策,主张废除民族压迫,实现民族平等,改善苗族人民的经济生活和社会地位。这在中国的历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为湘西地区的民族革命指明了方向。

  俞德高到职后,大力宣传和贯彻这两个决议案的精神,将反帝、反封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与永绥的实际相结合,推动农动深入发展。

  在俞德高的领导下,永绥县的农动蓬勃开展。县农民协会由宋祚享任会长,卓子廉任副会长。农会以“打倒土豪劣绅,废除屯租制度,解放苗族贫苦农民”为口号,深入农村发动群众。

  农民协会的工作方式灵活多样。农会骨干利用赶场天、集会等机会,用通俗易懂的苗语向广大农民讲解翻身闹革命的道理。他们宣传“农友们团结起来,打倒地主分田地”的主张,号召农民加入农会,组织起来同封建势力作斗争。

  在农动的高潮中,县城先后两次举行大规模的集会。县城内外贴满了五色标语,各界民众一千余人在火神庙集会,由胡扫尘主持并发表演说。会后,队伍高唱“打倒列强,工农兵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的革命歌曲,声势浩大,震动了整个永绥县城。

  1927年5月,农运活动向农村深入发展,以下五乡最为活跃。猫儿乡洞里村苗族青年吴元昭(常德二师毕业,曾任十县参议员)回到家乡,设立“永绥县第七区党部”,组织农民协会,创立了下五乡农民协会。

  吴元昭从省里回来后,与同窗好友张伯勋密切合作,在自己家里商谈建立农会。他首先发动自家长工麻腊月、吴王狗、吴金戈和蜂塘寨的石金木参与组织农会活动。这些觉悟了的长工们便到附近的村寨去串联,先后有龙玉清、吴大贤等人加入。

  吴元昭本人则利用赶场天,在渔塘的操坪、猫儿的凉亭架起四方桌作演讲台,用通俗易懂的苗语向广大民众讲解农民翻身闹革命的道理。他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农友们团结起来,打倒地主分田地!”等口号。半个月左右就培养农会骨干七十余人,参加农会的会员达七百余人。

  会员遍及上下五乡的潮水寺、扫把寨、洞乍、新寨、排儿、营盘、豆子、铅藏等村,以及上下六乡的土地、龙门、豆往、窝阿坨、杨家寨、北极坪、接溪、道工、美壤、沙碧、瓦水、清平等村。下五乡农动成为永绥县农动的中坚力量。

  吴元昭,字子烈,苗族,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五月生于永绥县下五乡洞里寨。其父吴应堂,清同治四年(1865年)生,其母麻氏,本县石栏乡盐井寨人。吴元昭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家有田产三百多挑,房产二进四间小院。

  虽然家境优裕,但吴元昭从小就对贫苦农民抱有深切的同情。他儿童时代读私塾,民国八年(1919年)夏毕业于永绥县大兴寺高等小学堂。他的同窗张孟阶后来回忆说:“我的印象中,吴元昭勤奋好学,才思敏捷,口若悬河,有正义感,对贫困同学常常解囊相助,团结友爱亲如手足。”

  毕业后,吴元昭于民国九年(1920年)应招在龙山县邮政所工作,常活动于龙山和桑植一带。这段经历让他开阔了眼界,见识了外面的世界。民国十一年(1922年)至民国十二年(1923年),他担任驻湘西参议会参议员。然而,官场的钩心斗角让他深为厌恶,乃辞去参议员之职。

  民国十三年(1924年)春,吴元昭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两年余。在这里,他接触到了进步思想,开始关注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民国十五年(1926年),他与国学王首道、王竞伯等人考入广州农动讲习所学习。

  广州农动讲习所是、周恩来、彭湃、恽代英等人培养农运骨干的摇篮。在这里,吴元昭系统地学习了农动的理论和方法,阅读了的《湖南农动考察报告》,以及周恩来、恽代英、彭湃等领导人的报告和讲话。他还接触到董必武的讲话以及农讲所同学录和照片,了解了长沙、平江、浏阳、湘乡、湘潭、醴陵等地农动的经验。

  农讲所的学习,使吴元昭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他深刻认识到,只有把农民发动起来,组织起来,才能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地主,农民才能分田地,农民才能翻身,过上幸福日子。这种认识,成为他日后回乡开展农动的思想基础。

  他的同窗张孟阶后来记述了吴元昭在农讲所学习后的变化:“他拿出的《湖南农动考察报告》、周恩来、恽代英、彭湃等领导的报告,还有董必武老先生的讲话以及农讲所同学录和照片给我看,向我介绍长沙、平江、浏阳、湘乡、湘潭、醴陵等地农动经验。他举例说,湘潭农民在、农会的领导下,把全县最大的土豪晏容秋抓起来,戴高帽子游街。农会成立法庭,审判晏的罪行,在刑场执行枪决,讲得津津有味。”

  张孟阶问吴元昭:“元昭兄,你从广州回来有何打算?”吴元昭毫不犹豫地回答:“孟阶弟,我不隐瞒你,我从广州回来就是要搞农动,按照《湖南农动考察报告》去办。”当张孟阶提醒他要讲策略时,他斩钉截铁地说:“怕什么?砍了脑壳碗大个疤。”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贯穿了他短暂而壮烈的一生。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吴元昭没有退缩。5月中旬,他从广州农讲所学习回来,毅然回到家乡,投身于农动的洪流之中。

  吴元昭回到洞里寨后,首先找到同窗好友张伯勋商量。张伯勋是铅藏乡猫儿寨人,1919年毕业于永绥县城大兴寺高等小学,1923年考入常德西路师范,1926年毕业。他曾被巡防军司令宋海涛委任为铅藏乡乡长,但因派粮得罪了百姓,上任不到一个月就坚决辞职,继续开馆办学。张伯勋是个忠厚老实的人,对贫苦农民充满同情,办学中不分贫富子弟,不分汉族苗族,对贫困户子弟入学不收分文。吴元昭找到他,两人一拍即合。

  吴元昭还深入发动自家长工麻腊月、吴王狗、吴金戈和蜂塘寨的石金木等人。他耐心地和他们摆龙门阵,问他们为什么家里会没有饭吃,农民怎么样才不会受苦。起初,这些长工们认为是命不好,是命里带来的。吴王狗说:“我们命上只有八颗米,走遍天下不满升。”

  吴元昭就拿自家做例子启发他们:“你们一年到头劳动,我父亲却很少劳动。你们家里很穷,我家里却有钱,我还到长沙读书,难道我家里命好吗?”他告诉他们,大地方的农民都起来了,拿起梭镖、刀枪组成农会,给地主戴高帽子,分他们的田地,让他们去游街。这些话让大家心里热乎乎的,逐渐明白了农民要翻身的道理。

  随后,吴元昭要长工们去串联,穷人找穷朋友,长工找长工,团结起来和地主斗争。麻腊月等人便到附近村寨串联,用编唱苗歌的形式吸引群众。麻腊月回忆说:“我当时编了几首苗歌唱给他听。吴元昭听后说:‘要得要得,就这么唱,你一唱,大家就都聚拢起来了’”这样,麻腊月又到杉木找龙玉清、土地坪长工吴大贤,两人一唱一和,一开始只有几个人来听,后来人越来越多,大家就都聚拢起来了。

  为了让群众打消顾虑,吴元昭决定从自己家里开刀。当有人议论说“你家不就是地主嘛,怎么不分你家的田土”时,吴元昭决定开仓放粮。

  然而,这个决定遭到了他父亲吴应堂的强烈反对。六十多岁的老人拍桌大骂:“家门不幸,生了你这个逆子!”又长声叹息,口口声声说不准动家里一颗粮食,说:“这是我们祖辈亲手发展的产业,不能败在你的手上。”此后,每提到这件事,老人常常唉声叹气,后来竟一病不起。

  吴元昭守在父亲床边,不敢多说一句话。他让长工吴王狗快去请张伯勋来商量。张伯勋来后,看到吴元昭父亲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年伯,快起来,饭要吃,身体要保住。这件事我们会好好商量的。”经过张伯勋苦口婆心地讲道理,老人终于点头同意:“可以,你们大胆地搞,圈里有猪,大家要杀就杀。”

  老人之所以转变态度,一是看到张伯勋为人正直、清贫,办学中有钱无钱的子弟都招收,得到大家的拥戴;二是被大家的耐心说服所感动。

  开仓放粮的行动开始了。洞里没有碾子,最近的碾子在猫儿场上。吴元昭要大家大胆地多挑,每人每天挑一两挑。后来又找来蜂塘的十几个青年一起来挑。四天后,吴应堂家原来的粮仓满满地,剩下的不多了。碾得的米倒在吴应堂家的晒垫上,堆得有半人高。

  1927年6月的一天,盛大的“永绥县下五乡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在洞里寨举行。四面八方的农民都来了,共杀了五头猪、一头牛,洞里全寨家家户户都在煮饭、炒菜。

  吴元昭家前的草地上摆了三张大桌子作为主席台,主席台上挂着一面横幅:“永绥县下五乡农民协会成立大会”,两边的墙上写有“打倒地主!”“打倒土豪劣绅!”“农民团结起来,打倒地主分田地”等标语,都是张伯勋写的。有的年轻人拿梭镖、马刀、铁叉子保卫会场。

  中午开会时辰一到,鞭炮齐鸣,龙腾狮舞,苗歌嘹亮。张伯勋宣布农会成立。吴元昭站在桌子上讲话,大意是:农民要翻身,打倒地主、打倒土豪劣绅,团结起来斗争地主,当家做主人。他宣布了农会主席和组织成员名单:会长张乔保,协会领导成员杨连清、张伯勋。

  吴元昭讲话后,麻腊月站在桌子上唱起歌来。唱完后,大家高呼“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地主!”“农民要翻身!”“农友们团结起来,打倒地主,当家做主人!”然后放了鞭炮,大家就摆起长桌吃起来,碾了四天的米全部吃完了。

  就这样,下五乡农民协会正式成立了。这是永绥县历史上第一个由外围组织领导的农民协会,标志着苗族农民有组织地开展革命斗争的开端。

  下五乡农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极大恐慌。永绥巡防军司令宋海涛接到陈渠珍的密令:“吴元昭系要犯务必缉拿归案,勿使潜逃漏网。”宋海涛坐立不安,连忙下令各乡保长、甲长严防共党活动,要求巡防军大队长龙治安在五个城楼加岗加哨,派巡逻队提着四方灯笼查客栈,对口音不对者、来路不明者一律关押。

  下五乡乡长、大地主田仁美向宋海涛密告吴元昭、张伯勋的活动情况。宋海涛立即派兵搜捕。

  一天晚上九点钟左右,吴元昭和张伯勋来到小北门向清谊家里(张伯勋的姐夫家)。宋海涛派了四个枪兵将他们捉住,关进了牢房。

  张孟阶得知消息后,忧心如焚,夜不能寐。第二天一早,他登上涧水坡找到在宋海涛身边任要职的同窗卓子廉,恳求他在司令面前为吴元昭、张伯勋说情。卓子廉摇头叹息说:“唉!此事难办啊!元昭的案情重大啊!陈渠珍密令宋司令,‘吴元昭系要犯务必缉拿归案,勿使潜逃漏网’。我怎么好向宋司令求情呢?”

  吴元昭被捕后,遭受了惨无人道的酷刑。狱兵谢三麻子在宋海涛的指使下,将吴元昭打得遍体鳞伤,一都是血,坐下去就痛得晕倒。

  宋海涛亲自开庭审讯吴元昭。审判台上坐着宋海涛、宋尉文、宋炳泉、葛二太爷等人。吴元昭被狱兵挟进司法庭,放到板凳上,一坐下就喊了声“哎哟”昏倒在地上。

  宋海涛走下审判台,大骂谢三麻子:“谁指使你把吴指导员打伤的?”谢三麻子笨口笨舌地回答:“司令,司令,这是宋局长喊打的,葛二太爷喊打的,田乡长喊打的……”审判台上的大官们脸耳根都红了,不好下台。

  宋海涛劝导吴元昭,只要招供就给他养伤,出钱找好药师。吴元昭大义凛然地回答:“吗?开眼千千万万,闭眼一个不见,要杀要砍由你们,十八年后报仇冤。”

  宋海涛问吴元昭需要什么,吴元昭说:“要你们一颗子弹把我打了,家里人好来收尸。”宋海涛最后问他还有什么要说的,吴元昭昂然答道:“到阴曹地府阎王面前找你宋海涛对案,报仇申冤。”

  1927年6月28日(农历),宋海涛在五个城门张贴门板大的杀人告示。告示中称:“查共党要犯吴元昭,现在三十七岁,本县下五乡洞里村人。该犯于五月中旬由广州农讲所潜逃回乡,图谋不轨,成立农民协会,怂恿刁民入会,聚众闹事,扰乱治安,迫害贤达……罪大恶极,罄竹难书,经呈报湘西巡防军司令、陆军第十九师师长陈渠珍批复,将该犯验明正身,绑处刑场砍头示众,以儆效尤。”

  吴元昭牺牲后,笼罩着永绥大地。张伯勋被宋海涛以莫须有的贪污罪关押,后经大兴寺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严品南、胡同仁在宋海涛面前力主释放,才于1927年11月获释。他仍然教书,先后担任猫儿小学、渔塘小学校长,于1948年10月病故。

  麻腊月等农运积极分子被迫外出躲避。麻腊月躲到太阳山吴志林家里两个多月,见风声过去才回来。

  以吴元昭为首兴起的永绥农动,就这样在反动势力的下失败了。然而,革命的火种并没有熄灭。吴元昭播下的革命种子,在他牺牲后继续生长。

  他的同乡隆子雍后来成为苗民革屯抗日起义的领导者之一,继续在湘西这片土地上为民族的解放而斗争。吴元昭的革命精神和英雄事迹,在花垣县人民中间代代相传,成为激励后人继续前进的精神力量。

  吴元昭是花垣县(原永绥县)有史可考的第一位为革命事业牺牲的烈士。他用自己短暂而壮烈的一生,践行了“砍了脑壳碗大个疤”的誓言,展现了革命者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从马克思主义在永绥的传播,到农动的兴起,再到吴元昭领导的轰轰烈烈的下五乡农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大革命时期的花垣县虽然地处偏远,但革命的火炬依然照亮了这片土地。中国领导的农动,首次将苗族人民组织起来,向封建势力发出挑战,极大地鼓舞了苗族人民的革命斗志。

  吴元昭虽然牺牲了,他的事业并没有终结。他播下的革命种子,在花垣县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后来,在的领导下,花垣人民继续开展革命斗争,最终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缅怀这位革命先驱的时候,我们应当铭记:正是无数像吴元昭这样的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铺就了通往解放的道路。他们的英名,将永远铭刻在花垣人民的心中,铭刻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丰碑上。

  本文根据吴元昭儿媳余佩英口述、吴坤海等人调查记录,以及张孟阶、麻腊月、吴王狗等当事人的回忆整理而成。这些珍贵的口述史料,为还原吴元昭烈士的生平事迹和永绥县早期革命活动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在整理过程中,力求忠实于史料,还原历史真相,以告慰先烈在天之灵。


本文由:壹号娱乐 - NG大舞台,有梦你就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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